一九六七年八月，我儿子出生了，正是文化大革命最厉害的时候，此时我的家在新香坊（哈尔滨市香坊区），离哈尔滨轴承厂区有十几公里之远。为了让我老婆、医院回家，刚当爸爸的我大胆找车间高主任写了个条子去到厂部小车队要辆车，由我自己抱着儿子，心里美美的同老婆一起回家。
正因为当了爸爸心里美，第二天上班走街里买二斤水果糖，到车间分给同事吃，大家说：“小段，这是啥糖?”
我说：“我儿子出生了，请大家吃糖。”
一九六九年八月，我儿子两周岁，会说话，很好玩，我家已搬到离厂较近的公滨路鸡场楼房住了。一下班就带着儿子去公滨路上散步，尽量让儿子多走路，由于孩子走的太多，当时营养跟不上，孩子得了急性黄疸型肝炎，急的我吃不好，睡不好，医院，名医多，又有肝炎专科，只是开了“专方”，花钱不多，三付药一吃，儿子的黄疸指数就没有了，孩子不怕药苦，，告诉他：“只有不怕苦，把药一口气喝下，病就能好的快”，他一喝一小碗，不费劲。
后为了巩固又多吃了几付药，就好了。
我不敢放松儿子的身体，同老婆商议，给儿子加强营养，天天让他喝蜂王浆，一直喝到五、六岁。
一九六九年底，为了响应毛主席建设三线工厂，备战备荒的号召，我被调厂的新厂设计组，不太忙，又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就经常带儿子一起上班，去的多了，我的同事都喜欢他，特别是孙艺玲，教他折叠纸飞机什么的，一教就会，加上我儿子嘴甜，所以大家喜欢他。
我在新厂设计组期间，到了冬天，只要厂区附近的冰球场有比赛，我就带儿子去看，零下二十几度，他也不怕冷，他很喜欢看，当然了，人太多看不见，他只能骑在我的脖子上看，他高兴，我也高兴，直到散场为止。
滑冰场我也带他去，请大孩子带着他滑冰，尽量让他身体得到锻炼，以提高免疫力，且能让他在快乐中成长。
冬去春来，一年四季，我尽力带他到处去玩，此时他已经有了妹妹，带着他是我主要任务。
一九七二年四月，厂领导三番五次到我家动员赶紧去新厂汉中，有合理要求老厂都一定解决，我只能带着儿子同另外三位同事去汉中，路经北京时，我们在北京玩了五天；其中一天去香山，天气晴朗，温度不低，儿子走一会就累了，我就背他一会儿，儿子一会儿又渴了，就喝一瓶汽水。
我的同事他们都是一个人，当然玩了那些地方不是太累，而我们爷俩就不一样了，儿子累了，我也很累，那天儿子共喝了六瓶汽水，你说累不累。
到了汉中，我们和三个同事住一间屋，我把儿子委托幼儿园负责人司大帅“帅大师”代教代管，非正式入园孩子，所以我儿子自由度很大，他如果坐不住，可以出去玩会儿。
我们的同事姜全中，外号“姜大驴”；有一天，外面的驴叫了，我儿子说：“姜大爷，你听什么叫了?”,他姜大爷笑了，我们全屋人都笑了。
同年九月，他舅舅来汉中报到，两口子坐在我们屋外等我下班，幼儿园老师问儿子，那是你爸什么人呀？他说：“那是我爸小舅子”，那些阿姨们都笑了，他自己也笑了。
就在这九月底，新厂厂长同我说：“小段，你带着孩子长期在这也不是办法，你的要求已兑现了，回哈尔滨搬家吧！”
此时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就动身进京，这次到北京住了一个星期，我想让儿子在北京玩个够，以后没有好机会了。
白天去没玩过的地方，如动物园等地方，晚上就天安门，让他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玩个够，在京期间，每晚如此，我想儿子至今都不会忘记。
从北京回哈尔滨到公滨路下汽车定经过十五门，那是我们全家星期天去吃饭的地方，儿子很熟。
那天他妈妈又知道我们到家，早早就抱着他妹妹在那等着，他妈妈很想他，我们一见面，他妈妈到带点哭声叫：“铁城啊，铁城！”他也没什么反应，他妈妈真的掉眼泪了........
我也含泪不语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再说我也想家，想我的女儿........
经过九、十月搬迁准备，十月底将打包好的家具送火车站发运，买车票准备出行，要途径山东老家-----江苏老家-------再次进京-----陕西汉中，可见不是一般的全家旅行，而是艰苦的迁移，我的儿女们不懂，那是艰苦地儿，不太安全的。
外面来人告诉厂大汽车（哈轴厂大客车）来了，送行的人又到了，我还没注意，儿子什么时候跑出去了，要上大汽车，接着来人跑来说：“小段，快去，你的儿子被车撞了”，我的头嗡的一下，撒腿就跑到现场，见我的领导顾金森双手抱着儿子，儿子嘴吐白沫，人事不知，我被吓得什么主意也没有了，头脑一片空白。
顾师傅说：“谁都不用下车，医院，先救孩子！”
当医生说：“孩子问题不大，打针后已醒了，只是脑震荡，要回家静养几天。”
顾师傅又说：“咱们再去省医大看一下”，医大也说没什么大碍，吃点药，静养几天就好了。
我们也没追究那个撞孩子的人，虽然在交警立了案，我们要走了，告诉交警一声。
我们重新踏上迁移的征途。
经过辽阳-----瓦房店-----大连----烟台------荣成------青岛-----连云港----灌云-----沭阳老家。
沿途各站，凡是有亲戚的，都停下住几天，到了老家当然也不用说了。
说起来也奇怪，我爸只是领着去前庄路过我奶奶的坟地，其实还距几千米，我说：“那不是我奶奶的坟嘛”，我爸说：“是的”，第二天我就得了“红眼病”，好几天都不见好，随后我儿子也闹眼睛，女儿在我叔叔家，为了看缸中的鱼，把嘴唇也撞肿了，可临走那天我们都好了，为什么呢?
从老家赶往汉中真是不容易，当时农村外出没有汽车，全靠两腿，幸好我叔伯弟弟借用两辆大国防自行车把我们四口人送灌云，我妹妹托人去新浦购进京车票。
到徐州是晚上九点，转车超员走不了，找了值班站长，拿出迁移证明是去三线建设的，方转乘进京，到京时已是第二天清晨，没注意儿子先出检票口，票口小伙子恶狠狠的拉、摆我儿子，
我突然就大喊：“你要干什么？为什么对孩子那样？”
他说：“没有票”
我说：“没票给你钱补票，你凭什么那么对他，首都人就这样待人，太差了！”结果是谁也不敢吭声。
接站韩军把我们接到苏州胡同一级部招待所住下，全家在京玩了一个星期。
从哈尔滨出来到陕西勉县安好家，用时一个来月，花了不少钱，报销后还欠着厂子的钱，只能待慢慢还。
说着就要过春节了。过年么，多少都要给孩子压岁钱；当时只给儿子两毛钱，他当时只有五岁，还不知道要钱，可是他看见大孩子打赌用刀削甘蔗，他动心了，输掉两毛钱。为了让他长记性，第一次被我打了屁股，也是他第一次被打。打过后，我也有点后悔，心疼，觉得不值得。
工厂建设逐步完善，职工上下班走入正规，谁都不能带着孩子上班，我家也一样，只能才五周岁的哥哥带着两周岁的妹妹在家，作为父母，特别是我这个父亲，于心不忍，更是不放心，但实在没有办法。
有一天，我跑回沟外家拿什么东西，开门一看惊呆了，女儿光着屁股站在单人床的上铺，哭着喊：“爸呀，我哥跑出去玩了，叫我不许动，不许哭”此时此景，我掉下了眼泪。
随后我把女儿穿上衣服，带着她去把儿子找回来，只留下一句话：“今天午饭后跟你算账。”
午饭后我把儿子叫过来，“上午你把妹妹扔家，还脱掉衣服，万一你妹妹从上铺掉下来怎么办?你该不该挨打？”我说，
“该打”我儿子含着眼泪说，
我说：“趴在床上，把裤子脱开漏出屁股”
儿子照办，没什么表示，知道自己错了。
我一巴掌打下去，他的小屁股出现五个指印，再看看他妈妈在暗自掉眼泪，站在一旁的女儿吓得发抖，再想打第二巴掌，我已下不去手了。
我儿子在五至八岁之间，这是唯一的两次被打，渐渐懂事了。
由于我管的太严，不许跟人家打架，否则回家后爸爸要打的，他牢记此话，因此也常被别的孩子欺负；我也曾经去找过人家。
后来到十岁后，我说：“谁在欺负你，你可以跟他干，爸爸不管你了”
结果开始有了别人孩子家长专找我们了，我也与别的家长一样，“对不起，他回来我打他”，其实我才不打呢，我支持儿子自己有信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是毛主席说的，照毛主席指示办，很好。
我儿子上学后，成长很快，学习不错，老师同学都喜欢他，但因好动，得了小肠串气，也叫“疝气”。我先买的卡子把小蛋托住，叫他少做激烈活动，渐渐也就好了，去掉我一件心事。
一九七八年九月，我们家从沟外红楼搬到沟里平房，此时他妈妈因病住院，就我带着两个孩子在家，帮助搬家的同事忙着搬大件，谁知道我儿子找同学帮助把煤、红砖都装上汽车，到了晚上他说：“爸，我的小卵子又掉下来了”，一听吓一跳，弄得一夜没睡觉，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帮家刷锅、洗碗、做家务，还要上学，太叫我这个爸爸不知怎么办是好了。
我想到我儿子能吃中药，就找到中医李淑义，她说：“能治好，你放心吧！”
通过吃中药汤，我记不准吃了多少服药，加上我儿子听话，不做激烈活动，果然“疝气”好了，我太高兴了。
就在八到十一岁之间，我儿子用我下班时间不骑自行车，他二八型自行车学会骑车。也是这几年学会了游泳，学会了潜水。我很高兴。
一九八零年他在子弟学校读完初中一年级，九月，听说汉一中招收插班生，，此时我在厂办当主任，叫邵怀玉开小车送我和儿子去汉一中报考，考前孩子很紧张，总要去撒尿，我问儿子紧张吧，他说不紧张，结果还是因为紧张一道会做的数学题，做错了，没考上。
我也没说什么，但他自己觉得给爸爸丢面子。听说勉一中也招插班生，没有跟我们说一声，自己去了，别人告诉我们说他去报考勉一中，我就叫他妈妈随后也去看看，结果我儿子真的考上了，很争气，为爸爸争了光。
在勉一中读书很艰苦，睡的，吃的都不行，可我儿子不叫苦，，特别是宿舍潮湿，孩子弄一身疥疮，受不少罪。来家开些药带着用，妈妈为他准备四个短裤，一天一换，星期天带回来交给妈妈洗，疥疮好了，初中毕业了，又在一中读了高中.....(省略数十字）.....
此时已经一九八七年八月，我带着全家回连云港的事基本已妥，回汉中准备搬家，我托孙崇会到陕工院办儿子上大专读书事，事后就把儿子留汉中上学。同年十月底，我去学校看儿子，见到儿子后，儿子很高兴，他们合办.....我没问，只是告诉他“爸爸，妈妈，还有你妹妹要去连云港了，你要好好学习，照顾好自己，生活费在你舅舅那儿，按月找他要生活费。”
我儿子当时并未表示不乐，而是愉快的给我买杯啤酒，招待我吃的饭。一看儿子已经很懂事了，成大人了，心里好受不少，把他一个人暂时留在汉中，总有点不忍心，今日回想起来，也还觉得对不住他。
在我儿子的成长中，父子之间愉快时间很多，发生不愉快的事很少。例如，他贪玩时作业没按时交，受老师批评，甚至找家长，我叫他到镜子前，自己打自己，让他妹妹看着，这样也影响他妹妹。此类事情不多，是不愉快的。
随爸爸玩，去游泳，去抓、捞鱼，劳动，运动等，是愉快的，是很多的，我记得八零年家中有电视，在看电视中发现有个节目：儿女给爸爸好评还是差评，在认真和愉快的气氛中，儿子、女儿都笑着说：“爸爸是个好爸爸”
今天回忆起来，对儿子我只做到了身教，没有言教，也是言教很不够，是爸爸最后悔的，没有像对孙子那样，把做人和经历，注意什么都讲给他听。这里对儿子说一声实在对不起，不要生爸爸的气。
我儿子被教训一次后，对他妹妹是绝对保护，出去玩，在校学习，在家做事，一句话：不管何地，何时都尽到哥哥的责任，兄妹之情只有他们之间知道，哥哥非常疼爱妹妹，妹妹十分敬重哥哥，他说什么妹妹都听，有时胜过父母之言。这也是我最为自豪和高兴的事。
现在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都为人父母，都已过了知命之年，都一如既往，是一般人家的兄妹感情所不及，这不是为之自吹。
为了写字，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今天就此停笔。
说明：本文作者为一位80多岁的老者，其为了保持思维与手的灵活，自去年据电视新闻每日记录疫情人数，后接受子女建议，写自己平凡的过往，本文既自其中部分内容。
附老者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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