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童年生活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饥饿和孤独外，那就是恐惧了。
我出生在一个闭塞落后的乡村，在那里一直长到二十一岁才离开。那个地方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有了电，在没有电之前，只能用油灯和蜡烛照明。蜡烛是奢侈品，只有在春节这样的重大节日才点燃，平常的日子里，只能用油灯照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煤油要凭票供应，而且价格昂贵，因此油灯也不是随便可以点燃的。我曾经在吃饭时要求点灯，但我的祖母生气地说：“不点灯，难道你能把饭吃到鼻子里去吗？”是的，即使不点灯，我们依然把饭准确地塞进嘴巴，而不是塞进鼻孔。
在那些岁月里，每到夜晚，村子里便一片漆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为了度过漫漫长夜，老人们便给孩子们讲述妖精和鬼怪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似乎所有的植物和动物，都有变化成人或者具有控制人的意志的能力。老人们说得煞有介事，我们也就信以为真。这些故事既让我们感到恐惧，又让我们感到兴奋。越听越怕，越怕越想听。
我如此地怕鬼，怕怪，但从来没遇到过鬼怪，也没有任何鬼怪对我造成过伤害。青少年时期对鬼怪的恐惧里，其实还暗含着几分期待。譬如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希望能遇到一个狐狸变成的美女，也希望能在月夜的墙头上看到几只会唱歌的小动物。几十年来，真正对我造成伤害的还是人，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也是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国是一个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国家，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总是有一部分人，因为各种荒唐的原因，受到另一部分人的压迫和管制。有一部分孩子，因为祖先曾经过过比较富裕的日子，而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当然也没有进入城市去过一种相对舒适的生活的权利。而另一部分孩子，却因为祖先是穷人，而拥有了这些权利。如果仅仅如此，那也造不成恐惧，造成恐惧的是一些人和他们的孩子们，对那些被他们打倒的人和他们的孩子们的监视和欺压。
书名：《月光斩》
作者：莫言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01
我的祖先曾经富裕过（而这富裕，也不过是曾经有过十几亩土地，有过一头毛驴和耕牛），所以我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就被赶出了学校。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小心翼翼，谨慎言行，生怕一语不慎，给父母带来灾难。当我许多次听到从村子的办公室里传出村子里的干部和他们的打手拷打那些所谓的坏人发出的凄惨声音时，都感到极大的恐惧。这恐惧比所有的鬼怪造成的恐惧都要严重许多。这时我才理解我母亲的话的真正含义。我原来以为我母亲是说世界上的野兽和鬼怪都怕人，现在我才明白，世界上，所有的猛兽或者鬼怪，都不如那些丧失了理智和良知的人可怕。世界上确实有被虎狼伤害的人，也确实有关于鬼怪伤人的传说，但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的是人，使成千上万人受到虐待的也是人。而对这些残酷行为给予褒奖的是病态的社会。
虽然像“文化大革命”这样黑暗的时代已经结束二十多年，所谓的“阶级斗争”也被废止，但像我这种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还是心有余悸。我每次回到家乡，见到当年那些横行霸道过的人，尽管他们对我已经是满脸媚笑，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低头弯腰，心中充满恐惧。当我路过当年那几间曾经拷打过人的房屋时，尽管那房屋已经破败不堪，即将倒塌，但我还是感到不寒而栗，就像我明知小石桥上根本没有什么鬼，但还是要奔跑要吼叫一样。
回顾往昔，我确实是一个在饥饿、孤独和恐惧中长大的孩子，我经历和忍受了许多苦难，但最终我没有疯狂也没有堕落，而且还成为一个被人尊敬的作家，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我度过了那么漫长的黑暗岁月？那就是希望。
我希望在未来的时代里，由恶人造成的恐惧越来越少，但由鬼怪故事和童话造成的恐惧不要根绝，因为，鬼怪故事和童话，饱含着人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包含着文学和艺术的种子。
-1《十月》?莫言新作小辑?短篇小说莫言：等待摩西
等待摩西
莫言
一
柳彼得是我们东北乡资格最老的基督教徒，他孙子柳卫东是我小学同学。我们俩不但同班，而且同桌，虽然也打过几次架，但总体上关系还不错。
柳卫东原名柳摩西，“文革”初起时改成了现名。当时，他不但自己改了名，还建议他爷爷改名为柳爱东。他的建议，换来了他爷爷两个大耳刮子。学校里的红卫兵头头也反对，因为他爷爷是批斗的对象，批斗假洋鬼子柳彼得，感觉上很对路，但如果批斗一个名叫柳爱东的人，就觉得不对劲儿。
批斗柳彼得时，柳卫东特别卖力。他带头喊口号：“打倒洋奴柳彼得！打倒帝国主义走狗柳彼得！”他还跳上土台子，扇柳彼得的耳光，揪柳彼得的头发，往柳彼得脸上吐唾沫。柳卫东扇柳彼得耳光时，柳彼得并没有遵循上帝的教导把另一边腮帮子送上去，而是张嘴咬断了他一根手指。柳彼得为此差点被红卫兵揍死，柳卫东也因此赢得了信任，成了大义灭亲的英雄。
年，我当兵离开家乡，临行之前，见过柳卫东一面。他很羡慕我，因为对当时的农村青年来说，当兵是一条光明的出路。他也报过名，但最终还是因为他爷爷柳彼得的基督教徒身份受了牵连。我记得他当时悲愤地说：我这辈子，就毁在柳彼得这个老王八蛋手里了。我很虚伪地劝他，说了一些诸如“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也可以大有作为”之类的话。他苦笑着说：是啊，是够广阔的，出了村就是白茫茫的盐碱地，一眼望不到边儿。
我到部队不久，柳卫东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马上要跟马德宝的闺女马秀美结婚，希望我能送他一顶军帽，结婚时戴上神气一下。我回信告诉他，新兵只有一顶军帽，确实不能送他。他没回信，从此我们就没联系了。
得到他将与马秀美结婚的消息时，我感到很意外。因为马秀美比柳卫东大五岁，马秀美的爷爷的妹妹是柳卫东的父亲的爷爷的弟弟的妻子，论辈分柳卫东该叫她姑姑。所以这场恋爱多多少少还有点儿乱伦的意思。早就听说马秀美跟一个东北的林业工人订了婚。她竟然解除婚约嫁给柳卫东，这背后的故事令我浮想联翩。
二
我当兵第二年，得到了一次出差顺路回家探亲的机会。不用专门打听，柳卫东和马秀美的恋爱故事扑面而来。大家都说，柳卫东其貌不扬，家境也一般，但他勾引女人确有高招。详细问下去，也没有精彩情节，但事实就是，本来已经连去东北与那林业工人结婚的车票都买好了的马秀美，突然翻悔了，任那保媒的于大嘴威胁利诱，任她的父母寻死觅活，她是铁了心不回头。那林业工人见煮熟的鸭子竟然飞了，恼怒至极，便开列了详细的账单，向马家索赔，连某年某月某日为马秀美买过一根冰棍的钱都算上。这一算，让马家几乎倾家荡产。马秀美的三个哥，都是出了名的混账角色。老大娶了媳妇，还稍微安分一点。老二老三两个光棍子，本来就是提着拳头找架打的主儿，这下可算逮着个理直气壮的打人机会。他们把柳卫东弄到村东老墓田里，拳打脚踢，逼他与妹妹断绝关系。柳卫东宁死不屈，表现得很像条汉子。据说二马毒打柳卫东时，村里很多人围着看热闹。刚开始人们都认为柳卫东该打，不少人添油加醋、煽风点火，二马俨然成了正义的化身、为民除害的英雄。但看到柳卫东被打得头破血流瘫倒在地时，人们的同情心被激发出来。有人谴责二马下手太狠；有人说柳卫东谈恋爱不犯法，但打死人要偿命。尤其是当马秀美大哭着跑来，将奄奄一息的柳卫东抱在怀里时，许多眼窝浅的人，竟然流下了同情抑或是感动的泪水。
我本来是想去柳卫东家看看的，但父亲劝我不要去。父亲说柳卫东结婚后就被他父母撵了出来，两口子在村头搭了个棚子暂住，日子过得很凄惨。我回部队那天，在村后公路边等公共汽车的时候，遇到了他们夫妇。
两年没见，柳卫东头上竟然有了很多白发。他的左腿瘸了，背也驼了，嘴里还缺了两颗门牙。他穿一件掉光纽扣的破褂子，腰上捆着一根红色的胶皮电线。马秀美原本是我们村里最漂亮的姑娘，现在已经不像样子。她已经怀了孕，看样子快生了。她穿着一件油脂麻花的男式夹克衫，肚子挺着，脸上有一道道的灰和一片片蝴蝶斑，眼角夹着眵，目光悲凉，头发蓬乱，身上散发着烂菜叶子的气味。看样子，为了这场恋爱，两个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三
等我再次回家探亲时，已是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了，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生活也有了巨大的改善。这时候，柳卫东已经成了我们东北乡的首富，成了一位据说经常与县里领导在一起喝酒的头面人物。
王超是村里开小卖部的，消息灵通人士，我听说过的有关柳卫东夫妇的传闻，多半都出自他之口。
我去小卖部打酱油时他告诉我：柳总昨天去深圳了——我感到他把柳卫东称为“柳总”带着明显的讽刺意味——猜猜看，柳总如何去深圳？坐飞机！——80年代初，农民坐飞机还是一件新鲜事儿——柳总坐飞机可不是第一次了，听说过些天柳总还要去日本呢！也是坐飞机去。
我去小卖部买烟时他对我说：别看你是小军官，但你抽的这种烂烟，柳总连看都不看！柳总抽英国的“”，美国的“良友”。柳总抽烟，那派头，不亚于电影明星——王超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一支粉笔，模仿着柳总抽烟的姿势。
我去小卖部买酒时，主动问他：柳总肯定不会喝这种烂酒，柳总喝什么酒呢？——他愣了一下，哈哈大笑起来。然后神秘地对我说：听说柳总要跟他老婆离婚呢！我说：这不可能吧，他们可是真正的自由恋爱，真正的患难夫妻啊！他说：此一时彼一时也，柳总现在身份变了，马秀美带不出门嘛！
四
我去乡政府东边那条街上的理发铺里理发时，遇到了柳卫东。我进去时，理发的姑娘正在给他吹头。只有一张椅子，理发姑娘让我坐在墙边的凳子上等候。我看到镜子里柳卫东容光焕发的脸。他的头发乌黑茂盛。我进去时他大概睡着了，等我坐下时他才睁开眼。我说：
“柳总！”
他猛地站起来，接着又坐下，大声说：
“你这家伙！”
“柳总！”
“呸！”他说，“骂我？你这家伙，太不够意思了吧？！回来也不来看我。”
“你是大忙人，一会儿深圳一会儿海南的，”我说，“我到哪儿去找你？”
“少找借口，”他说，“我如果欠你一万元，躲到耗子窝里你也能找到我。说说吧，回来干什么？噢，对，听说弟妹生孩子啦，你是回来伺候月子的吧？请了多少日子假？”
“是。”我说，“一个月。”
“官差不自由。”
“我索性转业回来跟你干吧。”
“讽刺我吧？”他说，“你是军官，现在是排长，过两年是连长，再过些年是营长、团长、师长，一级一级升上去，荣华富贵一辈子。我算什么？倒腾点物资，赚点小钱，现在高兴说你是企业家，过几天一翻脸就是投机倒把分子。”
“应该不会再折腾了，”我说，“你就放开手脚干吧。”
“但愿如此。”
理发姑娘放下电吹风，搬起一面镜子，照着他的后脑勺，问：“满意吗？柳总？”
他抬起手轻轻按按蓬松的头发，说：“还行吧。”
“满头秀发。”我说。
“又骂我，”他说，“染的嘛！在外边混，不拾掇得体面点还真不行。没听人说过？我一出村头就满口普通话。”
“这个没听说，”我笑着道，“但听说你要跟嫂子离婚。”
“谁说的？”他站起来，抖抖衣襟，说，“一定是王超那张臭嘴胡咧咧！这小子，捕风捉影，他的小卖部就是一个谣言散布中心。”
“不是他说的。”我说，“你千万别去找他。”
“其实，”他说，“背后糟蹋我的也不是王超一个。你只要混得比他们好一点，他们就巴不得你倒霉。红眼病嘛！老子是赚了钱，但老子也没捆着你们的手不让你们赚啊！”
“也不光他们这样，”我说，“天下人皆如此吧。”
“就是，可以理解，所以，随他们说什么，不嫌累他们就说去吧，老子就这样，越说坏话我干劲越大，”他指了指供销社门前空场上那一堆绿油油的竹竿，说，“那就是我刚从江西弄来的，正宗的井冈翠竹，盖房子当檩，一百年不烂！这批货出了手……”他举起左手食指对我晃了晃——我马上想到了他那根被咬掉的右手食指。
“一千？”我问。
他没回答我，从衣兜里摸出厚厚一叠钱，抽出一张，放在镜子前，对理发姑娘说，“甭找了，连他的。”
“这怎么能行？”我说。
“你跟我客气什么？”他说，“改天我请你吃饭。”
他的门牙补上了，银光闪闪，看着提神。
五
两天之后，有一个小丫头出现在我家院子里。
“你找谁呀，小姑娘？”我洗着尿布问。
“是柳卫东的女儿，叫柳眉。”我老婆把脸贴到窗棂上说，“柳眉，来啊，婶婶问你话。”
“俺爸爸让你快去。”柳眉不理睬我老婆，大眼睛盯着我说。
“好吧，你先回去吧，叔叔待会儿就去。”
“俺爸爸说让我领你去。”她执拗地说。她的眼睛像马秀美，嘴巴像柳卫东。
我跟随着柳眉，翻过河堤，到了柳卫东家的新居。
这是五间新盖的大瓦房，东西两厢，圈了一个很大的院子，黑漆大铁门上用红漆写着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进门是一道用瓷砖镶了边的影壁，影壁正中是一个斗大的红“福”。院子里拴着一只狼狗，对着我凶猛地叫唤。
马秀美迎出来，手上沾着面粉，喜笑颜开地说：“快来快来，贵客登门，卫东这几天老念叨你呢！”
我看着她挺出来的肚子，问：“什么时候生？”
她忧心忡忡地说：“主保佑，这一次但愿是个带把儿的。”
我看着他们家墙壁上挂着的耶稣基督像，知道她已经成了他的信徒。
“快来！你这家伙！”柳卫东叼着烟卷，从里屋出来，说，“咱俩先喝几杯，待会儿公社孙书记也来。”
我们坐在沙发上，欣赏着他的十四英寸彩色电视机，四喇叭立体声收录机，这是当时乡村富豪家的标配。他按了一下录音机按钮，喇叭里放出了他粗哑的歌声。他说：“听听，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柳卫东！”
马秀美进来给我倒茶，撇着嘴说：“还好意思放给别人听？驴叫似的。”
“你懂什么？”他说，“这叫美声唱法，从肚子里发音！”
“从肚子里发出的音是屁！”马秀美说。
“你这臭娘们儿怎么这么烦人呢？”柳卫东挥着手说，“滚滚滚，别破坏我们的雅兴。”
“柳总，”我说，“能不能换盘磁带？”
“想听谁的？”他说，“邓丽君的，费翔的，我这里都有。”
“不听靡靡之音，”我说，“有茂腔吗？”
“有啊，”他说，“《罗衫记》行吗？”
“行。”
六
回家后我对老婆说：“王超说柳卫东要与马秀美离婚，瞎说嘛，我看他们两口子关系很好嘛。”
“可我听别人说他在温州还有一个家，那个女的，比马秀美年轻多了。”老婆说，“男人有了钱，必定会变坏。”
“可男人没有钱，老婆就嫌他没本事。”我说。
七
年春天，我回乡探亲，听很多人跟我讲柳卫东失踪的事。正月里，我带着孩子去供销社买东西，看到那堆竹竿还放在那儿。数年的风吹日晒，竹竿上的绿色消失殆尽。我在集市上遇到了马秀美，她㧟着一个竹篮，里边盛着十几个鸡蛋。从她灰白的头发和破烂的衣服上，我知道她的日子又过得很艰难了。
她眼里噙着泪花问我：“兄弟，你说，这个王八羔子怎么这么狠呢？难道就因为我第二胎又生了个女儿，他就撇下我们不管了吗？”
我说：“大嫂，卫东不是那样的人。”
“那你说他能跑到哪里去了呢？是死是活总要给我们个信儿吧？”
“也许，他在外边做上了大买卖……也许，他很快就会回来……”
八
现在是年，柳卫东失踪，已经整整三十年了。如果他还活着，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了。三十年来，他的老婆一直等待着他。刚开始那几年，村里人多数认为柳卫东在外边又找了女人成了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认为这个人早已不在人世。有人认为，他其实就是在县城里被人害死的。早已进城开超市的王超，偶然与我在县城洗浴中心相遇时，在桑拿房里汗流浃背的他对汗流浃背的我神秘地说：“三哥，你那个老同学，三十年前就被县城的四大公子合伙谋害了……”但马秀美一直坚信他还活着。据说柳卫东失踪之前，已经欠下了巨额的债务，柳失踪后，讨债的人把他家值钱的东西都给拿走了，只给这娘儿三个留下了一口烧饭的锅。马秀美靠捡破烂收废品把两个女儿抚养成人。大女儿柳眉初中毕业后到帆布厂做工，在那里与一个黄岛来的青工谈恋爱，后来结婚，随丈夫去了黄岛，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小女儿柳叶，学习很好，考上了山东师范大学，毕业后留在济南工作。这两个女儿都要将母亲接去养老，但她坚决不去。她守着那个曾经很气派，现在已经破败不堪的房子等待着丈夫的归来。在她家前边，十年前就建了一座加油站，来往的汽车都在这儿加油。马秀美每天都会夹上一摞寻人启事，提上一小桶糨糊，往那些大货车上贴寻人启事。说是寻人启事，其实是她请人写给丈夫的一封信：卫东，孩子他爹，你在哪里？见到这封信，你就回来吧，一转眼你走了快三十年了，咱的外孙盼盼都上小学三年级了，可他连姥爷的面还没见过呢。卫东，回来吧，即便你真的在外边又成了家我也不恨你，这个家永远是你的……我把家里的电话和女儿的手机都写在这里，你不愿理我，就跟女儿联系吧……
很多司机都听说过这个女人的故事，所以，他们都不制止她往自己的车上贴寻人启事。
九
现在是年8月1日，我在蓬莱八仙宾馆房间。刚从酒宴上归来，匆匆打开电脑，找出年5月写于陕西户县的这篇一直没有发表的小说（说是小说，其实基本上是纪实）。我之所以一直没有发表这篇作品，是因为我总感觉这个故事没有结束。一个大活人，怎么能说没有了就没有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不合常理。我总觉得白发苍苍的马秀美这样苦苦坚持着往货车上贴寻人启事，总有一天会有个结果。中国戏曲的大团圆结局模式符合我们的心理需求。当然从理论上说，柳卫东被人害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跑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自杀了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他失足掉进河里被鱼吃了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他掉进山涧粉身碎骨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他的失踪成为一个死谜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我和马秀美一样期待着奇迹的发生。也许，当马秀美提着一棵大白菜、拄着拐棍从集市上回到家门时，会看到门槛上坐着一个人，他双手捂着脸双肘支在膝盖上，只能看到他满头的白发。当他听到马秀美的问询抬起低垂的头时，马秀美一下子就猜到了而不是认出了他是谁。马秀美手中提着的大白菜会掉在地上吗？不会的，对一个过惯了苦日子的女人来说，即便她跌倒在地，她也不会放开手中提着的东西的。马秀美会晕倒在地吗？不会的，如果晕倒就不是马秀美了。那她会怎么样呢？我回忆着读过的文学作品里的类似情节，回忆着那些当事人的表现，似乎都安不到马秀美身上。但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给出一连串的描写，来展示这个苦难深重、苦苦期盼的女人突然看到失踪三十多年的男人坐在自家门槛上时内心的感受和外部的表现，似乎怎么写都不过分，似乎怎么写都不能令人满意，似乎怎么写都会落入俗套。
如果不是在酒宴上遇到了柳卫东的弟弟，我不会打开电脑来续写这部作品。我早就知道柳卫东的弟弟柳向阳生意做得很大，我们村集资修建村后那座大桥时，出资最多的就是他。东北乡的基督教徒修建教堂时，捐款最多的还是他。他的爷爷柳彼得是我们东北乡最早的基督教徒，活了一百多岁无疾而终。教徒们常以柳彼得的健康长寿为榜样，劝说群众信教。有人皈依，也有人反唇相讥，说柳彼得在集市上吃炉包喝酒，他的孙媳妇马秀美带着孩子在集市上捡菜叶子，那孩子看他吃炉包，馋得流口水，他却视而不见，只管自个儿吃。旁边的人看不过去，说：老柳，看看你那重孙女馋成什么样子了，你少吃一个，给她一个吃嘛。柳彼得却说：我不能够，她们正在承受该她们承受的苦难，然后才能享平安。
一个人，只要能对自己违背常理的行为，给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别人还真不好说什么，何况是借着上帝的名义。由此我也想到：马秀美之所以能够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坚持到最后，是不是也是因为她的信仰？尽管她的文化水平很低，无法自己阅读《圣经》，但对教义的理解有时候并不需要借助文字，有很多心灵感应的东西，是很难用常理解释的。我听我的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外甥说，东北乡所有的教徒中，没有比马秀美更虔诚的了。每次做礼拜，她都热泪横流，失声痛哭。她跪在耶稣基督画像前，往胸口画着十字，嘴唇翕动着，嘴里念叨着：主啊，保佑他吧，保佑这个迷途的羔羊吧……而我这个外甥每次对我说起马秀美的虔诚时，也是眼含着热泪。
年我应征入伍，成了原内长山要塞区蓬莱守备区三十四团新兵连的一个新兵。四十二年后旧地重游，与几位老战友见面，设宴叙旧，宴席摆在八仙酒楼，喝的是“醉八仙”酒。最亲不过战友情，四十多年不见，当初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如今都成了齿摇眼花的老人，抚今忆昔，感慨万千，“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酣耳热之际，一服务小姐对我说：先生，有您一个老乡想见您。我说：让他进来。一会儿，只见一个彪形大汉，挺着肚子，摇摇摆摆地进来，对我说：三哥，你一定不认识我了。我上下打量着他，说：看着面熟，但的确想不起来你是谁了。他说：我是柳卫东的弟弟柳向阳，小名叫马太。我娘说，我没出生时就挨了你一砖头。我不由自主地跳了起来，往事历历如到眼前。我说：马太！怎么会是你呀！我当兵时你才是个小瘦孩呀！柳向阳说：三哥，你也不想想你当兵走了多少年了！是啊，当兵离家四十二年，柳向阳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我很感慨，忙对我的战友们介绍他。在座的战友们，竟然多半都认识他，不认识的，也知道他。他是本地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我的好几个战友就住在他开发的楼盘里，当面夸他的楼盘质量不错。几个有意买房的战友赶紧着跟他扫。我说向阳这都是我的亲战友，一个新兵连训出来的，你可要给他们优惠。他说，三哥你就放心吧，我老丈人就是原守备区的副政委，我对军人有感情。我说太好了，快坐下，喝两杯。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喝酒？他说三哥您这张脸，太有个性了，您一进酒店我就知道了。我说你就直接说我丑不就得了，还文诌诌地跩啥呀。他说，三哥，您不丑，您是咱高密东北乡的美男子，我们单位有几个小伙子想整成您这模样呢。我说马太，你这是跟谁学的呀，骂人不带脏字儿。他说，三哥，我说的句句都是真话。好了，我说，坐下，罚你三杯。我还有话问你。我的一个战友问，柳总，没出生就挨一砖头是咋回事儿？他说，你问我三哥。我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啦。
我小时淘气在我们东北乡是有名的。看了《水浒传》系列连环画中没羽箭张清那本后，不禁心迷手痒，幻想着练出飞石神功横行天下，于是见物即投掷，竟然练出了一点准头。一日，放学回家，见一乌鸦蹲在路边槐树上叫唤，即从书包里摸出一块石子，扬手飞石，乌鸦应声坠地。正逢村里人散工回家，有目共睹，众人齐声喝彩，令我膨胀不已。又一日，放学蹿出校门，大街上正嘻嘻哈哈走着一群下工的妇女，其中就有挺着大肚子的“摩西他娘”。那大肚子里孕着的，就是这个柳总。摩西他娘口大舌长，爱说爱笑，大老远儿就听到她的笑声。我与摩西他娘无仇无恨，怎会无端飞砖打她？事情的原委是：摩西他娘从东而来时，正好有一条与我有仇的黑狗从西而来，它对着我龇牙狂叫，我书包里没有现成的石子，只好弯腰从地下捡起一块碎砖头，对着那黑狗撇了过去。因砖头较大，形状又不规则，所以就偏离了我预设的轨道，斜着飞到摩西他娘肚子上。这也实在是太巧了，为什么数十个妇女走在一起，偏偏击中摩西他娘？而摩西他娘身高马大，为什么偏偏击中她的肚子？这就叫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与其说是摩西他娘命中该当有这一劫，不如说她肚子里的孩子该当有这一劫，与其说这腹中婴儿该当有这一劫，不如说我命中该当有这一劫。当时摩西他娘惨叫了一声就捂着肚子坐在了地上。众妇女愣了一下，紧接着就围了上去。立即有人飞跑着去摩西家报信，那时摩西的父亲在村子里担任着大队长的职务，是头面人物。立即有人飞跑着到我家去报信，说我闯下了滔天大祸。立即有人飞跑着去卫生所叫医生。很快，摩西的父亲气势汹汹地跑来了。很快，我的父亲脸色蜡黄地跑来了。很快，卫生所的医生背着药箱子跑来了。我眼前一阵黑一阵白，一阵红一阵黄，我没有害怕，只是感到有一股冰冷的气体，在身体内钻来钻去。我后来听人说，我父亲一脚将我踢出了三米多远。摩西的父亲严肃地对我父亲说：老管，我想不会是你指使的吧？我父亲说：兄弟，如果摩西他娘有个三长两短，我让这小兔崽子偿命。正在我最危急的关头，仿佛是从地下冒出来的柳卫东（那时他还没改名字），站在我的面前，像个大人一样对我父亲说：大伯，我跟你儿子是结拜兄弟，我们虽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我们发誓要同年同月同日死！众人都被柳卫东这番话给镇住了。后来我父亲说：这个摩西，人小口气大，长大了必定是个大人物。摩西他娘站起来，摸摸肚子，说：我试着没有什么事，管大哥，不许你打孩子了，这是碰巧了的事儿。好了，没事儿了。摩西他娘临走时还拍了一下我的头，说：今后别手贱，嘴贱讨人嫌，手贱惹祸端。世界上很多金玉良言我都忘记了，但摩西他娘这两句话，我刻在脑海里。不久后，摩西他娘顺利产下一个大胖小子，这个大胖小子就是眼前的柳总。我没对我的战友们详说往事，我只是说：柳总啊，听到你顺利出生、身体健康的消息，这个世界上，最高兴的人，是我。
从回忆的噩梦中解脱出来，心有余悸，我端起一杯酒，说：“战友们，弟兄们，我们能坐在这里喝酒，就说明我们都是有福的人。来，为了过去的一切，为了现在的一切，为了未来的一切，干杯！”
柳向阳说：“大哥，你出来一下，我有几句话对你说。”
“在座的都是兄弟，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搞那么神秘干什么？”话是这么说，但我还是站起来，跟他到了门外，听他说：“我哥回来了。”
我愣了一下，兴奋地说：“我就知道他没死！这家伙，三十多年了，跑到哪里去了？”
“问他，他支支吾吾，云山雾罩的，一会儿说在黑龙江，一会儿说在海南，一会儿说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一会儿说在深山老林里，总之，没有一句话可信，”柳向阳无奈地说，“连手机也不会用，信用卡也没见过，思维还停留在80年代。”
我问：“他现在在哪里？我要见他。”
“前天还在我这里，要我投资他的‘讨还民族财富’计划，我没搭理他，昨天气哄哄地走了，说是要到黄岛他女儿家。”
“什么叫‘讨还民族财富’计划？”我问。
“换汤不换药的骗局呗！什么末代皇帝在美国花旗银行存有三亿美元的巨款，加上利息超过三百亿，但需要一笔资金启动啦，国家出面不方便，委托民间办理……老一套，连傻瓜都不信，但他信。”
“我要见见他，你把柳眉的手机号给我，这几天我正好要到黄岛去。”
“你见他干什么？我觉得他的脑子出了问题。”柳向阳说着，从手机里翻出了他侄女的手机号码，报给了我。
“我就是想知道，他这三十五年到底躲在什么地方？”
“你自己问去吧，问明白后别忘了告诉我一声，”柳向阳略带嘲讽地说，“但是我要提醒你，三哥，你可千万别让他给忽悠了，我已经给柳眉和柳叶打了电话，让她们提高警惕。他手里那些文件，制作精美，凹凸纹，水印，嵌着金属线，简直比真的还像真的。而且，你不知道他的口才有多么好。”
十
黄岛还叫胶南、胶南还归昌潍地区管辖时，我曾经来过一次。那时我与柳卫东都刚学会骑自行车，我们跟着村子里的能人方明涛去赶王台集买红薯干。王台镇北有一道土岭，一条公路翻岭而过，坡很陡。如果从岭顶上骑车下来，即便脚闸手闸一起制动，车速也快得惊人。那天我的自行车前后闸都坏了，又不愿意推着自行车下大坡，于是斗胆骑车下岭。车速起初还不太快，几分钟后便如风驰电掣。耳边只听到呼呼风响，路边的树木齐刷刷地往后倒去，路上的行人、车辆都被我甩到了后边。为了不发生碰撞事故，我杀猪般地吆喝着：让开啊让开啊——我的车闸坏了——那些马车、牛车、自行车、行人，都大老远给我让路。我目不斜视，紧紧地攥着车把，一冲到底。最快时，我感到车子载着我腾空而起，风穿透我的身体，发出尖厉的啸声。等巨大的惯性消耗殆尽，我连人带车，倒在路边。过了一会儿，柳卫东和方明涛也到了。他们跳下车子，把我扶起来。柳卫东对我伸出大拇指，说：好样的！我一向瞧不起你，把你看成一个懦夫，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胆略！方明涛也说：真是蔫人出豹子，想不到你还有这胆量。柳卫东说：下次再来赶集，我也要撒开闸过把瘾。方明涛说：那你就回不去了。
柳眉和丈夫在自己开的“渔人码头”酒店的最豪华包间接待我。包间装修得金碧辉煌，土豪气十足。虽然我不喜欢这样的房间，但对他们夫妇在能容十几个人的大包间里招待我一个人，还是十分感动。我说柳眉啊，耽误你们做生意了，其实有一个安静的小房间我们说说话就行了。她说：叔，您是稀客，如果不是我娘的面子，我们用八人大轿去抬，您也不会来的。柳眉的丈夫剃着光头，下巴上蓄着一撮山羊胡子，胳膊上刺着一条青龙，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很像影视剧里的黑社会人物。柳眉对我解释道：叔，知道您看着不顺眼，其实他是个大老实人，开饭店，混码头，不容易，留胡子刺青龙，是自我保护。我说我明白。尽管我说我只要一碗海鲜面就行了，但他们还是上了螃蟹、大虾、海参、鲍鱼、海胆……满桌子海鲜，二十个人也吃不完。我说太浪费了，太浪费了。柳眉说，叔，你好不容易来一次，般般样样的都尝尝，吃不了也浪费不了，待会儿给服务员吃。听说浪费不了，我心里稍微安宁了点。我与他们夫妇碰了一下杯，说：柳眉，不说你也知道，我来这里，主要是想见见你父亲。柳眉说：他根本就没到这里来。他怎么有脸到我这里来？他来了我也不会认他。他把我们娘儿仨扔下，三十多年，我们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我记得我妹妹三岁那年，发高烧，我娘也发高烧，医院，在家里等死。我去求我老爷爷给我钱，老爷爷就说：主啊，饶恕他们吧。我去求我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关着大门不见我。我在大街上哭喊：好心的大爷大娘们，大叔大婶们，我娘病了，我妹妹也病了，可怜可怜我们吧，借给我几个钱，让我去买点药给我娘和我妹妹治病，我娘和我妹妹要是死了，我也就没有活路了……柳眉抹着眼泪说，村子里的人怕得罪我爷爷——我爷爷一直认为是俺娘勾结人把俺爹害了——只有您家俺婶婶，把我领回家，给我喝了一碗白糖水，送给我五块钱，让我赶紧给俺娘和俺妹妹买药。那年我才六岁，我六岁就担起了重担，医院，在那儿哭晕了，医生护士都哭了，院长也被感动了，派人将医院，治好了她们的病……
柳眉的丈夫拍了一下桌子，红着眼圈说：行了，叔好不容易来一趟，你唠叨这些陈谷子烂芝麻干什么？叔，我敬您一杯，今后您要是来黄岛，无论如何要进来坐坐。我说，好，一定。我说，柳眉，看到你们生活得很好，我感到很欣慰。我跟你父亲是好朋友，听到他还活着，我发自内心地高兴。当年他悄然蒸发，定有难言之隐，所以，我希望你和你妹妹还是要接受他。
柳眉说，叔，走着看吧，感情的事勉强不得。让我叫一个我恨之入骨的人为“爹”，我做不到。我说但他的确是你的爹呀。她说，叔，您的好意我明白，我会把您的意思跟我妹妹说说。不过，我妹妹比我的态度更坚决，她说只要这个男人到她家，她会立即报警。
那你母亲是什么态度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柳眉叹一口气，道：叔，还用我说吗？您自己想想吧。
十一
我能想象出马秀美对抛弃了她和孩子三十五年后又突然出现的柳卫东的态度吗？我想象不出来。想象不出来，又很想知道，那怎么办？很简单，去问。
马秀美家的，不，应该是柳卫东家的房子和院落，并没有我想象得那样破败。我看到房顶上的太阳能感光板和墙壁上悬挂着的空调机，知道马秀美在柳卫东回来之前，在两个日子过得很好的女儿帮助下，生活水平是与村子里最富裕的人家同等的。这让我多少感到了欣慰。
我一进大门，马秀美就摇摇摆摆地迎了出来。我想象中她应该腰背佝偻，骨瘦如柴，像祥林嫂那样木讷，但眼前的这个人，身体发福，面色红润，新染过的头发黑得有点妖气，眼睛里闪烁着的是幸福女人的光芒。我知道我什么都不要问了。
“主啊，您又显灵了……”她往胸口画了一个十字，嘴里嘟哝着，又说：“大兄弟啊，还真被摩西说中了，他说这两天必有贵客上门，果不其然，你就来了……”
我问她：“卫东呢？”
她悄声说：“他已经不叫卫东了，他叫摩西。”
我问：“那么，摩西呢？在家吗？”
“在，正在跟几个教友谈话，你稍微等会儿，我给你通报一下。”
我站在她家院子里，看着这个虔诚的教徒、忠诚的女人，掀开门口悬挂的花花绿绿的塑料挡蝇绳，闪身进了屋。
我看到院子里影壁墙后那一丛翠竹枝繁叶茂，我看到压水井旁那棵石榴树上硕果累累，我看到房檐下燕子窝里有燕子飞进飞出，我看到湛蓝的天上有白云飘过……一切都很正常，只有我不正常。于是，我转身走出了摩西的家门。
年8月15日于高密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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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莫言
退回去几十年，在我们乡下，是不把阳历年当年的。那时，在我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一是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而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我小的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过了腊月涯，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我感到失望和困惑，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我的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没有这笔开支，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说：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而老人们则叹息：嗨，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样粮食——其实只需七样，不可缺少的大枣算一样。据说在解放前的腊月初八凌晨，庙里或是慈善的大户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喝。我曾经十分地向往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锅，支设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们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脸冻得通红，鼻尖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他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在等待着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我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其意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在上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是用关东糖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了了嘛！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祇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整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人说某人脸黑：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是一样的。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我们在忆苦戏里见到过的那些财主家的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模样的孩子，正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页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的。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后还是先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嘚嘚地打着战。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的开始过年了。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话，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饺子下到锅里去了。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竿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们的庆典了。在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着被磕者：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我们兴奋得想雀跃了。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但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了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要了小命。
过年时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你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我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说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多舛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上。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的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注：本文选自《莫言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莫言：哪里有人哪里就有荒诞导语：文学是关于个人的，无论对写作者还是对读者来讲。
中国当代文学的“差”，可能是一个事实，也可能是一个偏见或者成见。
去读一部作品之后用经验感受或者理性判断去评价它，这份评价只与个人有关，与他人无关。不要跟着一些狗屁权威（“狗屁”是借用一些所谓权威对于他人作品的草率评价）的意见去否定或者去肯定一部作品，一个作家。
莫言，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争议无数。肯定也有，否定也有，这都不是你去阅读或者不阅读他的作品的理由。你阅读的唯一理由是你想要阅读。阅读之后再做评价依旧不迟。
或许这些偏见或者成见的存在，就与人性有关。莫言在采访之中也谈到自己对于人性的一个观察：“人并没有多少本质的差别，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每个人都有可能是罪犯。人要认识到自己灵魂深处的阴暗面，认识到自己的多面性，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谅解和宽容。作为一个作家，要对十恶不赦的恶棍报以同情，因为他也是一个人，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使他成为恶棍。也许他可能成为一个好人，结果成了一个恶棍，这本身不就是一个悲剧吗？不要把宽容、悲悯作为喊在嘴里的口号、拿在手里的板砖。”以下是全文：
嘉宾简介：莫言，原名管谟业，年2月17日生，祖籍山东高密，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品有《红高粱家族》，《蛙》，《天台蒜苗之歌》，《丰乳肥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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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保存到相册]写作首先要有话要说
搜狐文化：我注意到，有的作家在访谈里说他们在写作上为自己定下的规矩是每天都写，像阿城就说他基本是用固定的时间去写，像上下班一样，写作的时间和规律上都很有保证。
莫言：我做不到这一点，我是一个很懒惰的作家。我总结了一下，从年开始写作到现在写了几百万字的作品，我的所有写作时间加起来也没有超过五年。《红高粱家族》五个中篇，一个中篇也就两个星期，就算写三个月。《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各一个月，《生死疲劳》写了43天，每一部小说的时间都不会超过三个月，《蛙》写得长一点，顶多半年。11部长篇，一个半年的话，才五年半。大量的时间我没有写作，都是在为写作做准备。
搜狐文化：台湾作家龙应台前段时间出了一本书叫《大江大河一九四九》，据说这本书龙应台用了十年时间写成，也算是呕心沥血，而且评价颇高，你认为目前大陆为什么没有作家可以花如此长的时间去完成一部作品？
莫言：她的十年是从动笔开始到完成的十年吗？据我所知这十年里她写了很多书，讲了很多课。创作历程十年，和坐在书桌前写了十年不是一回事。《蛙》年的时候就有了十五万字的初稿，到现在也是七年了。像《生死疲劳》尽管我写了43天，但我构思了43年，从儿童时期我就认识这个主人公了，那个时候还小，但种子就埋下了。而初稿写完后，我改了很长时间。而重要的是，我觉得不要拿着一本书的写作时间说事，你写五十年，难道就一定是杰作吗？我写五十天，难道就必然是垃圾吗？这个问题毫无意义，但媒体要问，我也只好如实回答。
搜狐文化：你曾经说过，当年你写作最大的动力就是为了离开农村、吃饱饭，现在你已经离开了农村，也不用再担心吃饱饭的问题了，现在你的写作动力是什么？
莫言：现在的写作肯定不是为了吃饱饭了，现在写作首先确实觉得还有很多的话要说，感觉还有很多东西要写。另外就是对小说艺术的探求本身充满乐趣，像探险一样。小说艺术其实是无穷无尽的，我们老认为它已经黔驴技穷，山穷水尽，但实际上它还有无限的可能性。每一部新作都具有创新的乐趣，当然这个创新基本是针对自己而言，就是我过去的作品里没有的写法，或者作品里没写这样的人物、没有这样的结构。
搜狐文化：你现在身处北京，城市生活是否影响了你的写作？
莫言：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人，我在农村生活了20年，最后进入中国最大的城市。实际上我现在在城市生活的时间比在乡村生活的时间要长，虽然我很少正面去写城市生活，但长期的城市生活对我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的很多小说，早已不是纯粹的乡土小说，而是混杂了城市和乡村、历史与现实的作品。我觉得长期以来读者或评论界形成一个先入为主的看法，这个人是城市人或虽然在农村长大但父母是公职人员，因此这个人是可以写城市题材的。那个人出身农民家庭，本人又比较土气，因此只能写农村题材。如果这个人写了城市生活那也是不可信的。我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有很多出身农民家庭的作家写城市写得也不错。我觉得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城市，我就是用我自己的眼光看我生活的这个城市，有什么不可以呢？我写的故乡是精神故乡，而我写的城市也是精神的城市。城市或者乡村，毕竟是个环境，小说归根到底是写人的，而人，尤其是现代人，城里人和乡下人，到底有多大区别呢？我感到我对很多出身高贵的城里人的理解没有丝毫困难，他们的美好和邪恶我都能理解。
搜狐文化：在当代的中国作家里，你有没有比较欣赏的作家？
莫言：当然有，我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他们或她们，都写出了我写不出的作品。
搜狐文化：很多当代的中国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尤其是八十年代成名的这些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最深也是最受益的，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苏童、余华，你对西方文学的借鉴都有哪些？最近你在读什么作品？
莫言：关于借鉴我可以非常坦率地承认，肯定受过影响。借鉴是一个作家早期创作的必由之路，借鉴不是一个坏事情，一个作家总是由借鉴慢慢走向成熟。借鉴不是目的，它的根本目的是创造创新。经过借鉴之路慢慢写出了独创性的东西，这才是它的目的。西方作品从一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而另一方面也设置了一个陷阱，标杆就是他已经达到了这种高度，陷阱就是说你往他靠近，你就会掉下去淹没了，可能就是灭顶之灾。一个作家，只有在个性化的道路上探索了很长的时间，取得一种高度的自信，到了自以为像一个武林高手练成了神功，可以跟这种功力对抗的时候，才可以面对面地写作。我真正大量接触西方文学是在年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以后，在这之前我们禁锢了几十年，西方很多文学作品我们没有介绍过，到80年代大批作品全部过来了，我们看得眼花缭乱。我们以前只知道小说应该像文革前的写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原来文章竟可以这样写。无形中把我们所有禁锢给解放了，看的多了，跃跃欲试，把我的一大片生活激活了。比如我看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吉卜赛人拖着磁铁在街上走时，街道两边的人家和店铺里所有铁器全都叮叮当当地跑出来了，小铁锅、锅铲子，就连门框的小铁钉都从木头里钻出来了，就说明了他这个磁铁好。这肯定是是魔幻了，夸大了，没有看到之前绝对想不到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如此之虚假，如此之不现实。这种东西我们要写完全可以，类似的东西在农村真是太多了。我们山东就产生过蒲松龄这样的说神说鬼说狐狸的大家。我们每个人脑子里都装了满脑子的稀奇古怪的妖魔鬼怪的东西，跃跃欲试，拿起笔来。因为太喜欢了，肯定受影响，甚至模仿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下一部作品就是想跟马尔克斯面对面地写一篇比试一下，看是打个平手还是一败涂地。我读书很杂，捞到什么读什么，基本上没有选择。我的刊物很多，有自己订的，有赠阅的。把这些刊物读完就要花很多工夫。要说最近读的书，是在读赫拉巴尔《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写得很好。
搜狐文化：你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涉及到了你的故乡山东高密，在你的写作中，故乡是什么？对于你的写作而言，这个资源是无限的吗？
莫言：现实中的山东高密，和我小说中的山东高密，基本上不是一个地方了。关于“高密东北乡”，我出生于斯，长于斯，我与这个地方是血肉相连的，无论这个地方多么贫瘠、多么荒凉，但是作为一个故乡的人，作为一个在外的游子，一旦踏上这块土地，你就会心潮激荡，到任何地方那种感觉都是不可能产生的，这就是所谓的故乡的力量。对于一个作家来讲，故乡是很重要的。至于写作中的故乡，实际上是关于故乡的记忆，而不断地回忆自己的记忆过程，就是创造故乡的过程。至于所谓资源，好有一比。假如故乡是一片树林，而树上的鸟是资源，那么，总会有鸟飞来飞去。今天飞来西伯利亚的天鹅，明天也许飞来马来半岛的金丝燕，当然也允许东京的乌鸦前来筑巢。我很多的人物、很多的故事都是从故乡生发出来的，这个故乡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一个作家不可能永远写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那些事会很快耗干，像我们移植一棵树，树上一块老土的养分很快就会被耗干，如果要想继续成长，这些养分是远远不够的。一棵树要成长，必须要扎到新的土壤里。作家的亲身经历像移栽的树上的土一样，这是最宝贵的资源，但是很快耗干，你就要从新的土壤里面继续汲取营养。我现在看起来把所有的故事都放在高密东北乡，事实上很多故事是我在北京、天津经历到的，甚至我从国外电影上看到的，从外国作家书里读到的，从电视新闻里看到的，后来所有的故事都来自别人的故事，这样我才能持续不断地创作，我的资源才可以不被耗尽。
搜狐文化：你曾经说过，很怕谈思想，思想很可怕，你觉得一个作家可以不靠思想写作吗？
莫言：看来今后我应该改变说话的方式，不应该总使用反讽的腔调。一个作家，不可能没有思想，连智力障碍者也有自己的思想，连大猩猩都有自己的思想。我怕谈思想，一是怕那种向组织汇报的所谓“思想”，二是怕在小说中说教，或者在文章中冒充思想者把许多简单问题复杂化。真正的有用的思想其实都是从生活中抽象出来的大实话。孔夫子算不算有思想的？但一部《论语》，里边全是大实话，根本没有故弄玄虚。我看了某些所谓的“思想者”的文章，感到他们实在是欺负读者，他们不喜欢说通俗的话，他们从来不把狗屎说成是狗屎，非要说成是“狗，也就是DOG的排泄物”，这很优雅，但多么麻烦。另外，我不喜欢看那些摆出一副“思想者”姿态的人，一摆姿态，立刻露馅。“思想者”是罗丹的著名雕塑，安放在一个露天的公园里，背对着马路。从前面看这副雕塑，那是“思想”的姿态，但从后边看，那就是一副“刚刚完成了一个排泄过程而寻找揩拭物”的姿态。这是一个在法国开旅游公司的中国导游说的，尽管我们给予了他很猛烈的文化抵抗，但回头一看，也只好无奈地承认，那姿态也真是挺像。
现在我把自己当罪人写
搜狐文化：你曾经说过，过去你在借小说炫技，但现在开始降低调门，回到最朴素的状态，把自己当罪人写。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触？
莫言：所谓炫技是别人加给我的一个罪名，作家在创作的时候这样写肯定是情感的需要，没有有意识的去要炫耀他的技巧。后来我的所谓炫技还是从《檀香刑》开始的，我写的时候没想到炫技。现在写《蛙》就用了比较朴素的写法，但这是题材的需要，另外也是有意识的，既然都说炫技，那么就克制一下，索性简洁一点朴素一点。但是真正写到忘情的状态，到下意识的状态，骨子里的东西还是会不知不觉的流露出来。八十年代时，我把好人当坏人写；九十年代，我把坏人当好人写；现在，我把自己当罪人写。《蛙》就写了我很多的罪，但那些出身高贵的人，大概也难以理解我。这没有办法，‘嘤其鸣兮，求其友声’。
搜狐文化：你的小说语言已经形成个人化的风格，特点极其鲜明，对于小说的语言你有着怎样的见解？
莫言：我个人的风格在语言方面，现在很难说是优点还是缺点，只能说是我的风格，就好像硬币的正反两面一样。说好了，好像莫言的语言滔滔不绝，充满热情激情，认真分析起来，尤其按语言学家分析起来，很多句子并不符合文法，喜欢的人读起来觉得好像音乐的华彩乐段一样，不喜欢的人读起来好像是受一种精神折磨。原来我上学的时候，第一任主任徐怀中老师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语言是作家的内分泌。我理解他的话是说一个作家用什么语言写作好像在没成为作家之前就已经决定了，跟他的全部生活经历、个人经验、成长环境相关，一个生长在上海的作家和生长在草原的作家肯定是掌握了不同的语码。
搜狐文化：仅仅是靠语言就可以形成一个作家的风格吗？
莫言：语言是作家最绚丽的外衣，我们判断一个作家首先是从他的语言上判断的。我们读鲁迅的文章，张爱玲的文章，语言风格都是非常鲜明的。语言确实是值得认真研究和的问题。八十年代的时候，文体意识是很强的，尤其是阿城的《棋王》出现以后，作家对语言非常的重视。阿城的《棋王》，湖南作家何立伟的《白色鸟》，这一批作家对语言就开始了复古运动。他们的前辈有汪曾祺、沈从文，再往上可以追溯到明清文人小品，他们表现了一种非常强烈和明确的文体意识和追求。后来大家慢慢地对语言就忽视了，一直在强调小说的社会性、思想性、小说结构方面的技巧，忽视了对小说语言的锤炼。到了九十年代，尤其出现了长篇小说热之后，中国当代作家对文体对语言的追求意识淡漠了。八十年代的时候大家都在认真读小说，在军艺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很流行的话是这个人没感觉，为什么没感觉呢，就是他的语言没感觉。感觉是个很艺术化的词，你能从一篇小说的语言中读出作家的感觉来，后来我再也没有听到人们这样说了。那个时候我们在千方百计的锤炼自己的语言，哪怕是借鉴西方翻译过来的小说语言，或者借鉴古代的白话文，或者借鉴《三国演义》文白夹杂的东西，或从民间土语俚语里面去汲取语言的素养。九十年代长篇小说比较流行，因为长篇小说篇幅太长，确实不能让作家像短篇小说一样一个字一个字的锤炼，文体语言的意识就很淡了，这个我觉得应该强调，应该重新强化我们的文体意识，重新举起语言革命的大旗。
搜狐文化：从这个角度讲，你最喜欢你哪一部作品，或者说你哪一部作品最意义非凡？
莫言：如果从语言角度，《生死疲劳》我还是比较满意的，《酒国》的语言我也比较满意。《酒国》里我戏仿了很多语言，戏仿过文革期间那种文革语言，也戏仿过王朔他们那种京味语言，也戏仿过鲁迅《药》这类五四时期小说的语言，《酒国》实际上在文体实验方面走的很远。《檀香刑》的语言实验我自己也比较满意。一个作家其实都有几套笔墨。我可以写得很狂很野，也可以老老实实地写，你可以读读我的短篇小说，如《冰雪美人》、《拇指铐》之类。还有散文《卖白菜》等。这篇文章被选入很多种中学教材，我自然知道这其中的原因。
搜狐文化：你所理解的长篇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莫言：长篇小说首先就是要长，不长算什么长篇？要把长篇写长，当然很不容易。我们惯常听到的是把长篇写短的呼吁，我却在这里呼吁，长篇就是要往长里写。当然把长篇写长，并不是事件和字数的累加，而是一种胸中的大气象，一种艺术的大营造。当然，好是长的前提，只有长度，就像老祖母的裹脚布一样，当然不好，但假如是一匹绣着清明上河图那样精美图案的锦缎，长就是好了。那些能够营造精致江南园林的建筑师，那些在假山上盖小亭子的建筑师，当然也很了不起，但他们营造不来故宫和金字塔，更主持不了万里长城那样的浩大工程。其次长篇小说要有密度和难度，长篇小说的密度是指密集的事件、密集的人物、密集的思想。思想之汹涌澎湃，裹挟着事件、人物，排山倒海而来，让人目不暇接，不是那种用几句话就能说清的小说。
搜狐文化：你的很多小说中都具有敏锐的听觉、视觉、嗅觉等等，比如你写《檀香刑》的时候写的是一种声音，这些是你的创作形式，还是激发你灵感的独特方式？
莫言：我们过去的写作往往都是直奔主题，比较急急忙忙的把一个故事讲出来。八十年代一个最大的变化是作家似乎并不急于把他的故事告诉读者，而是告诉读者他的感受，那么这个感受就要求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发挥想象力。当你写一棵树的时候，你不仅仅是写一棵树，而且你要写你的眼睛看到的一棵树，你的耳朵听到的树，你的鼻子嗅到的树，你的超感联想中的这棵树，就是要从感官的各种角度来全面的展示这棵树，很有点像当时在中国大热的“印象派”的画，即用他们那批印象派画家处理自然的方法来处理我们的故事，处理我们小说中要描写的对象，这种东西是我的擅长。这样的描写就和过去简单的讲故事的小说有了很大的区别。看赵树理的小说，当然也很好，它就是讲故事的小说，是不写所谓的感官的东西的。当然过分的一味的写得细腻，那也会走上反面。后来到写《檀香刑》这些小说的时候，早期对语言的追求、感觉的追求已经变成下意识了，没有特别明确的指向。《檀香刑》之所以写的是一种声音，是因为它的结构所决定的。这个小说实际上跟地方戏曲联系得非常紧密，可以说是嫁接在我的故乡猫腔小戏之上的小说文本，所以也可以说它是个小说化的戏曲，或者是一个戏曲化的小说，里面有大量我编造的戏曲里面的唱词。我想一个长期从事唱戏的人，他的思维也是戏曲化的戏剧化的，他的思维里面有这种强烈的戏剧冲突的需要，他本是不自觉的把自己当成戏曲中的人物，而且总是不自觉的把戏曲中的人物和他个人进行对比，思维是由语言来实现的，所以长期从事戏曲的人他的思维也是韵文，所以我在《檀香刑》里大量的使用了押韵的文字。
搜狐文化：你曾说，史诗性质的现实主义作品，必须在技法上有所发展，否则永远不可能超越或达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他们已经达到的高度，你觉得目前的文学在技法上还有可发展的空间吗？
莫言：还会有，要有特别强烈的追求的意识才行。
搜狐文化：有的作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坚持说，写作就像是制作衣服和鞋子一样，是个手工活儿。你认为写作是一种像制衣制鞋一样的手工活儿吗？
莫言：我觉得写作绝对是一个手工活，它绝对是不可以批量生产的。在写完《生死疲劳》之后我写了一个创造谈，当时我把电脑抛弃了拿起笔来写，用笔写的感觉要比电脑敲字感觉好很多。这话的意思并不仅仅是指用传统的方式写作，而是指一种精雕细琢、追求原创和唯一的境界。
搜狐文化：电脑写作和手写，您觉得区别大吗？
莫言：我觉得区别蛮大的，电脑写文字会非常规范，会消灭语病，消灭错别字。用笔写却可以写出一些带有个性化色彩的句子来。用电脑写很容易变成技术操作，句子很通顺，语言一点语病也没有，但是没有个性。
搜狐文化：在你看来，当前中国的文学创作在世界上大致处于怎样的一个水平？
莫言：首先应该肯定最近三十年来，我们的文学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正在走向世界并引起广泛的。有人骂也是一种。我们很多小说已经不比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作品差，我有很多的证据来说明我的判断，但没有必要展示。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部分，我相信时间会做出结论。
哪里有人哪里就有荒诞
搜狐文化：王安忆、马原等作家纷纷出版一些关于经典小说解读的书，如王安忆的《心灵世界》，马原的《阅读大师系列》，你是否想过写一些类似的书？
莫言：我是一个不勤奋的人，我读书很难读到尾，读到三分之二就不读了，大部分作家的书读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基本可以知道这个作家的路数，读到三分之二就会知道它的结局，后边翻一翻就可以了。一个读书不认真的人，没有资格写经典解读。
搜狐文化：福柯说，人类所有的知识都要被怀疑，你是否有过对自身知识系统的怀疑？
莫言：我觉得我没有知识，只是有一点生活经验而已，一个人在年轻时代形成的经验会左右他一辈子，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当年总说要反对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就认为很多东西不该变化，实际上存在着很多的变数。在现在这个变化迅速的时代里，仅仅依靠个人当年的经验远远不够用的，这就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提醒自己要适应这个时代。另外，说实话，对福柯这种欧洲哲学家的书，我的确看不懂，我进不了他们的知识系统。
搜狐文化：在目前这样一个社会里，作家如何获得尊严？获得独立创造的快乐和价值？
莫言：要获得尊严首先要尊重他人，要把别人当人看，当你蔑视他人，利用某种优势和想象出来的优势侮辱别人歧视别人，这样的人要获得个人尊严比较困难。作家的写作尊严，体现在作家的自由创造精神，这也是快乐和价值所在。
搜狐文化：现在的小说，底层人群、边缘人群的比较多？你怎么看这些？
莫言：这是一种作家的需要，跟底层无关的一种需要，这也是一个悖论，包括我个人的写作。我写了几十年的农村，但是我的小说农民从来不看，起码大部分读者不是农民，不能说绝对没人看，但绝对是少数，读者还是文学圈里的人，还是知识分子，被描写的对象和阅读者不是一个群体，很多人是不知不觉的“被描写”。其实文学就是写人的，管他是底层还是上层，都可以写。
搜狐文化：你在写作的时候是否会对作品的社会影响和读者有一个预设？
莫言：没有预设，从某种意义上讲要用文学来干预社会这个想法也是很天真的，不能排除掉在漫长的历史上，确有几部作品推动当时的某个运动、某个社会变革发挥了直接的作用，大多数作品实际上还是作为一种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品而存在，它是通过艺术的方式来缓慢地影响人心，然后由影响人心再曲折的影响社会。
搜狐文化：叔本华说，人生在青春的时期看到的是刺绣的正面，在经历了“刺绣世界”的幻灭后，人往往走上两条道路，要么毁灭，要么凤凰涅槃。你有没有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莫言：这是作家和艺术家精神的再生，每个人在一生当中都有类似涅槃的过程，有的人有，有的人未必有，有的人就是一辈子浑浑噩噩的，永远没有觉悟。涅槃有时候我觉得也可以把它看成是觉悟，里面讲到了觉、顿悟，对社会对人生对一些大的问题有一些根本性的看法，或者有一些根本性的改变，这也算是一种涅槃。
搜狐文化：创造现代神话的人一定可以成为精神领袖，比如宫崎骏，他的《千与千寻》就是现代人类社会精神状态的缩影，你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达到精神领袖这样的高度吗？
莫言：这个野心我从来没有，作为一个精神领袖他首先要有精神高度，而这种东西一方面要靠天赋，另外一方面要靠学养，我想这两方面都不够。第一学养不够，另外天赋也不够，因此只能是一个匍匐在大地上的写作者。当然也有时代的原因，时代需要思想巨人的时候才会产生思想巨人，当下似乎也不是一个需要思想巨人的时代，比如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巨人们的产生，时代的需要是被一百座大学的公有力量培养出来。现在的一切我觉得都像平原一样，谁也没比谁高出多少，很多东西前人已经做到无微不至了，任何一个发现的新思想新精神的人实际上都在不知不觉重复前人的话。现在我们所谓的国学热，弄了半天还是孔夫子那些话，所谓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的核心还是孔子，而西方哲学中的那些东西，西方先哲也都说的非常充分了，无非就是展示的过程。
搜狐文化：生活真实到极致，一定是最极致的荒诞，你如何理解生活的荒诞？
莫言：生活的荒诞性我觉得是生活必须有的内容，就像大千世界里既要有燕子也要有麻雀一样。一个社会里只有正常的现象而没有荒诞的现象是不完整的。我们过去总会说在西方世界里为什么会产生荒诞派的小说，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很多荒诞的现象，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所存在的荒诞现象一点也不比资本主义下的荒诞现象少。我们当年看了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我们看东欧那些流亡到西方国家的作家的小说，就会发现在共C主义体制下的荒诞现象甚至比西方资本主义下制度的荒诞现象更加令人触目惊心。我们读卡夫卡的小说，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后来我们读东欧的小说发现荒诞跟制度没有关系，哪里有人，哪里就有荒诞。
搜狐文化：你的小说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暧昧的，对此你怎么看？
莫言：我认为我的小说是丝毫也不暧昧的。《天堂蒜薹之歌》、《酒国》都是写到了很多当下和时代，触及到了比较尖锐的社会问题。我想一个作家和社会、政治的关系应该是这么样的一种关系，作为一个人他生活在制度之下，他的作品应该描写和这个时代，这个时代里发生的一切都可以成为他描写的内容。但是我想文学就是文学，文学应该压倒政治，文学应该大于政治。如果一个作家让作品里的政治压倒了艺术，那么我想这个作品是不成立的，或者说不是优秀的作品。伟大的作品它一个重要特征，当然我不是说我的作品伟大，我是说伟大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艺术又政治，深刻的反映了某个时代的政治，让它里边的人物大于政治，超越时代，只有这样作品才有生命力，才可以超越时空。像《古拉格群岛》这样的小说我认为这不是个好的小说，这是报告文学，它不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作品，它是一部了不起的批判社会的作品。它是一部很好的报告文学，但不是一部很好的长篇小说，它在艺术性上无法与《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等相媲美，这本书里的政治比艺术大。我们的小说艺术说穿了还是要通过小说来塑造令人难以忘记的典型人物形象。一部作品无论它怎样尖锐，怎样大胆，如果它没有写出让人忘记不了的文学人物形象来，那这部小说肯定不是一流的小说。我写《檀香刑》，看起来写的是清朝末年，中华民国初年的故事，但是一样的是当下、当下的人性。看起来是写了刽子手，实际上是写了每一个人。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小刽子手，只要有合适的机会，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变得像刽子手一样。当然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一个看客，我们每个人也都作过看客。我们虽然没有像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去看杀人，但你看人打架也是津津有味，是吧？看客心理，是每个中国人、全世界的人心中共有的东西。鲁迅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够发现人的灵魂当中一些共同性，这看客心理就是鲁迅的一个伟大发现。我们每个人实际上也都是一个受刑者。所以我这个小说值得我自豪的就是我写了刽子手、受刑的人、看客，我完整地表现了一台变态的喜剧。我觉得我是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往前走了一步，因此我觉得我是个一直现实的作家。
搜狐文化：您认为作家与现实社会生活之间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莫言：若即若离的关系，作家应该作为一个人踏踏实实的生活在现实里，但是当作家拿起笔来，行使他的小说家的职能的时候，他应该是跳出现实之外，应该是居高临下的观察了现实，作为一个人的时候他应该和现实交流。
搜狐文化：人的创作资源是有限的，要做到不重复自己是很难的，你是如何做到尽量不重复自己？你在写作的时候是否会努力避免和那些著名作品中已经有了的人物形象雷同？
莫言：那肯定是要千方百计的来回避的，但有时写着写着是不是说我的小说人物里面也流淌着阿Q的血脉，很难说清楚的。我没有完全做到不重复自己，每次写作的时候我都努力的不要重复，但总有明眼的读者看出了哪个地方又重复了，要完全不重复是做不到的。
搜狐文化：迄今为止，你的作品多大都围绕历史和家族故事展开，现在很多“80后”、“90后”的孩子，成了独生子女的一代，这也就意味着以往那种复杂家族关系的崩溃、瓦解，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将很难亲近和理解错综复杂的家族小说。你是否担心家族小说在不久的将来会消失，最终只是成为人们日后想象过往的“记忆”？
莫言：小说从根本上说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家族小说也是，只不过更错综复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家族小说曾是一个时代叙事的主流，此后或许会成为边缘的存在。就像曾经出现的革命战争历史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等，这些类型都曾引领风骚，而今俱往矣，但并没有灭绝。家族小说同样如此，年轻的一代依然会写到家族故事，但那将是他们心目中的家族，或是他们虚构的家族故事，将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我们只好顺其自然。
写作是不断寻找自我
搜狐文化：《蛙》的台湾版序言中，你说“他人有罪，我也有罪”，你说人应该从要求别人去忏悔转到自我忏悔，这是否意味着你心理上的一种转变，它是否影响了你的创作？
莫言：过去无论是作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都是把目光放在别人身上，拿着放大镜寻找社会的阴暗面，寻找别人的罪过，很少有人探查自己的内心深处，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有罪或者有犯罪的可能。我的结论是，人并没有多少本质的差别，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每个人都有可能是罪犯。人要认识到自己灵魂深处的阴暗面，认识到自己的多面性，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谅解和宽容。作为一个作家，要对十恶不赦的恶棍报以同情，因为他也是一个人，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使他成为恶棍。也许他可能成为一个好人，结果成了一个恶棍，这本身不就是一个悲剧吗？不要把宽容、悲悯作为喊在嘴里的口号、拿在手里的板砖。
搜狐文化：从早期的《红高粱》、《酒国》到后来的《生死疲劳》、目前刚出炉的《蛙》，您不断地改变写作手法，其间不变的是什么？
莫言：以善为本的理念。早期向外看，对罪恶的抨击多一些，更多想到的是外部强加的痛苦，想到自己怎么受社会的挤压和别人的伤害。慢慢就向内写了，写我内心深处的恶，尽管没有释放出来。别人对我施加的恶是他们内心深处恶的释放，我慢慢认识到，如果有条件我也是个恶人。于是对坏人也有一种宽容，我要明白为什么恶人这样坏，是什么使他们这么坏。从前写别人，现在写自己，自我审视。
搜狐文化：《蛙》讲述的是计划生育这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你怎么会想到写这样一个题材？
莫言：作家要现实，人生，人性。作家是先被人物感动，然后才去事件。生活中一些人物感动了我，触动了我的心灵，引发了我的创作冲动。《蛙》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原型“姑姑”是我大爷爷的女儿。作为高密东北乡远近闻名的妇婴名医，她五十年的从业生涯中有很多传奇经历，这些传奇的经历引发了我的思考和兴趣，有了用文学去表现这个人物的想法。计划生育既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也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作家要有勇气去现实生活，不应该绕着走。要做一个有担当的作家，不能回避重大问题。只要生活中存在的，作家就有权利把它表现出来。作品关键是要写人，至于事件与是非，读者读完作品，都会对此作出自己的判断。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历史。我想沉重肯定是很沉重的。计划生育影响了几代人，牵涉到千家万户，我们作为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也是计划生育的亲历者。我们那代人都做出了自己的牺牲。但这也是历史的必然，是我们众人的痛苦，也是国家的无奈之举。国家也不愿意看到这么多孕妇被流产，实在是万般无奈的下策。所以我们要认真思考一下怎么避免重演历史上出现的悲剧。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就是要写心里最痛苦的地方。
搜狐文化：为什么要叫这个《蛙》名字？
莫言：这个小说的主角是一位妇科医生，几十年来接生的孩子有几万名。在北方有一种蛙崇拜，青蛙崇拜的遗迹至今在很多民间艺术里面都有表现。比如说民间泥塑的小孩抱着一个青蛙，青蛙是繁衍不息的象征，“蛙”、“娃”以及女娲的“娲”都是同音字，跟生育、信仰、儿童都有一个象征的意思。
搜狐文化：《生死疲劳》用的是章回体，《蛙》用的是书信体。你曾经在采访中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长篇小说的结构就是政治，结构就是内容，结构是小说家艺术表现的一个地方。对你而言，结构在一部小说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对于你的小说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吗？
莫言：这些都是雕虫小技。《生死劳》的章回体可以换掉，《蛙》的书信体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它跟内容还是有关的。前面书信的部分，实际上通信者，与作家通信的日本作家不光是聆听者，他也参与小说，作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而存在。但是一个故事或者说一个素材必须有一种最适合他的形式，好的形式、好的结构会转化成内容一部分，这和内容是相辅相成的。过去我们一直讲现实主义传统的时候，实际上比较重视是写什么的问题，写农民，写工人，写基层，还是写上层。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兴起以后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怎么写的问题，包括法国新小说的浪潮，他们认为故事讲过了，莎士比亚也讲完了，剩下就是在形式上玩花样，这也是一种探索。
搜狐文化：你在这么多年的写作过程中是如何收集素材的？
莫言：对于一个作家来讲，脑海里面应该同时孕育着几部作品。没有说一个人的脑海里，作家小说库里面就只有一部作品，应该有很多部作品同时在蕴育。打一个比方，就像有很多抽屉，像《蛙》，生育小说有一个抽屉，有关战争的小说是另外一个抽屉。我即便写生育这部小说的时候也在阅读，也在生活，也在看电视，看电影，也在出国访问，会接触很多跟战争题材有关的一些人和事或者立志传说，这方面的素材让我头脑里面的抽屉一下子打开了，我就会把这些素材积累到抽屉里面去。我写《生死疲劳》的时候写跟农村的关系，但是《蛙》这个小说已经展开了，已经写到前面十五万字初稿了。这几年社会生活当中每一个跟生育的事件都让我非常敏感，我一旦发现都会当做素材积累到抽屉里面去。
搜狐文化：你在小说里经常会谈到生与死，甚至包括轮回，你如何看待生与死？
莫言：生和死，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生的问题，起码作为个人，我不知道是如何生下来的。但是从我有了意识之后，当慢慢长大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多的感受到死的问题，考虑到了死的问题，因为人是一步步的向死亡靠拢，从这个角度讲是很失望的，折腾了半天没有任何意义。无论多么千秋的伟业，无论多么辉煌的成就，最终还是像《红楼梦》里描写的一样，还是一个土馒头，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悲观的。但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人在生的过程当中，实际也是不断的在和死亡抗争，锻炼身体，用这样的方式来强壮机体。努力的工作，用创造出来的成绩来厌弃你的生命。小说家写出一部优秀的作品来，等于把我的一部分生命转移到作品里去，我死了，作品有可能被别人继续阅读，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悲壮的抵抗。
搜狐文化：现在很多人都纷纷为自己出自传，您是否想过去为自己写本自传？
莫言：我觉得一个作家最好不要写自传，因为没有一本自传是可靠的，每个人在写自传的时候都有一种下意识的抑恶扬善这么一个心理的过程。包括卢梭的《忏悔录》，也有很多的美化。而且我的生活也相对平淡，我希望自传都包含在自己的作品里。文学本身就是回忆，写作是不断寻找自我，打开记忆宝库的过程。当在书写过往生活时，眼下的书写、眼下的生活，又变成了记忆与回忆。
搜狐文化：对自己所经历的人生，你如何评价？
莫言：我自己很难评价，因为现在还不到盖棺论定的时候。年龄越大越会忘掉那些伤害过我的人，越来越会记住对我有过帮助的人，有一种感恩的心理。我能够有今天是和许多的好人善人的帮助分不开的。
搜狐文化：你将自己定位在文学史的哪个位置？
莫言：我现在很难说我的作品十年之后是否还会有人去阅读。
感谢《江南》杂志，本次采访是搜狐文化和《江南》杂志的独家合作。
名人给你力量，故事伴你成长。你需要的正能量，你需要的思想，让名人们给你吧！长按本公号：名人志（mingren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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