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红眼病的病根：
本末同构律
8.2.1攀比：攀楼和黄漂
攀比，是中国人的普遍心理。这种社会红眼病的根源在于我们的语言-认知模式中，在于我们的语法中，是内在地编码于我们的大脑中。
攀比红眼病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例子俯拾皆是：张家女儿钢琴6级了，李家儿子英语8级了，我们家孩子得抓紧，不能输在起跑在线上。一攀比，中国人就来了劲，就动力十足。
我们来看一个攀登的动力来自攀比的例子——年2月上海中心大厦在建（高米），有两个俄罗斯小伙子偷偷进入工地，爬到楼顶，露了把脸。
随后两名来自河南郑州的90后小伙子，也将目标锁定为上海中心大楼。2月底，这俩小伙上溜进尚在施工中的上海中心，在雨夜中攀上了这座全球第三高楼的楼顶塔吊。
图28.上海中心大厦建筑工地吊车上所拍，俯视金茂大厦和金融中心
这两位河南小伙子很幸运，但也有人不幸运。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三日，吸引成千上万中国人的黄河漂流探险传来凶讯。洛阳和北京两支黄漂队都在落加峡下峡翻船遇难。曾经漂过长江虎跳峡的两位勇士郎宝珞、雷建生也被黄河激流吞没。国内一时议论纷纷。
据报导，这些青年漂流者是因为决不让美国人肯沃伦拿走中国江河的首漂权才铤而走险的。肯沃伦对此十分不解。他说，你们中国人如果到美国来漂流密西西比河，是不会遭到反对的。当然，沃伦先生永远无法把眼下的漂流，同列强的炮舰在中国江河里横行的历史联系起来。可中国的青年忘不了。苏永康
上面讲的两位攀楼的河南小伙子，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们自己说：此次攀爬只为证明，“中国年轻人的冒险精神，不比老外差！”
如果说，上面两例都还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下面这个例子就是一对成功人士、亿万夫妇——张昕宇和梁红——理性思考的结果，结果还是攀比，也许他们只是给出一个世俗最能接受的合理借口。
他们开始挑战中国飞机首次环球飞行，自驾中国制造的32岁的老飞机，从哈尔滨出发，穿过白令海，过北美到南美，抵达南极，随后穿越非洲、亚洲，最终返回中国。航程总计超过6万公里，他们计划的这次旅行，在人类的环球飞行史上，还没有人真正尝试过。网-07-13a
有人忍不住问：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回答到：“这么说吧，60年前，人类第一架飞机降落在南极，而之后的60年间，从未有过中国飞机降落至南极，也从未有过中国人驾驶中国飞机至南极，还是那句话：我们中国人可以的！
从‘还是那句话’来看，好像不是一时意气，而是长期的内心存念。
这是一对创业成功、年届四十的亿万夫妇，在事业巅峰时蓦然收手，‘侣行’天下。他们在北极求婚，南极结婚。在汶川组织专业救援队，在索马里遭到绑架，在切尔诺贝利采集研究样本，进入马鲁姆火山口，成为“中国火山探险第一人”，在南非完成中国人的第一次氦气球飞行。
一位英国探险家曾告诉他，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13个人，做过类似的飞行，其中两人意外身亡，而其他成功历险的，大多是花很多时间准备，并拥有庞大的团队，可他们呢？在这个英国探险家看来，他这个中国人绝对不可能做到。“凭什么说中国人不行？”一种朴素的爱国主义倔强，瞬间涌上他的心头，他说：‘中国人不是不行，只是还没有去做。’
趁还活着，热烈去爱，他从未忘记过小时候的承诺，在北极他对她说：“我们结婚吧！咱们开帆船去南极结婚！”梁红笑着点点头：“那不是小时候我们的约定么，你还记得。”为了这场儿时就梦想过的婚礼，他们再次开始了一场玩命之旅。他们跑遍欧洲造船厂，看中了丹麦制造的一艘帆船，外国专家听说他的计划后，都对他说，这事中国人做不了，还划出几个沉船点，说他们肯定会死在这些地方。这下他又卯上劲了：谁说中国人不行？
对于中国成功男人张昕宇来说，至少对于作者笔下的张昕宇来说，攀比就是动力，动力来自攀比！
8.2.2病因之一：
攀比不是中国人特有的
攀比红眼病不是中国人特有的、甚至不是人类独有的。Youtube上有段视频，非常有趣。讲的是动物学家拿两只卷尾猴做行为实验。两只猴子分别放在笼子里，彼此能看见。动物学家给它们一些石块当货币。猴子给实验者一块石头，实验者就给它们一片黄瓜。两只猴子吃到黄瓜都很高兴。然后第二轮实验，实验者给甲猴一颗葡萄，这可比黄瓜好吃多了。但给乙猴仍旧是黄瓜。乙猴非常愤怒，把黄瓜扔向实验者。赫拉利a:
乙猴的反应非常有趣。按说有黄瓜吃总比什么也没有好。但是有了葡萄的对比，或者说攀比，乙猴宁可不要黄瓜，什么也得不到，也要争取‘公平’。
我们知道，西方文化中有一项品质特别强调，那就是公平。记得我在澳大读书时，房东太太的小儿子，六七岁小屁孩，一不满意就大声嚷嚷：‘Notfair!Notfair!’公平意识从小就非常强烈。争取公平，本质上就是攀比。
中国古代也是，汉初名相迭出，萧曹自不必多言，能力品德都是一流。继任的陈平个人品质屡遭质疑，大有贪污之嫌。他凭什么爬上相位？靠的就是处事公平。司马迁说他小时候就以此服人：
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乡里社祭，陈平来切肉分肉，那时他只有十几岁，就能做到分肉‘甚均’。父老们称赞他掌刀掌得好。他却一脸不以为然：靠，将来我来宰天下，也跟这宰肉一样——他果然当了宰相。
中国善攀比，西方人也求公平，甚至连猴子都会攀比，但为什么到最后中国人攀比成了社会病？
猴子攀比，最后是丛林规则说了算。猴群里小公猴要去跟猴王攀比有几个妃子，那它真找抽了。
西方社会中的普遍性（或一元论同构）思维把个人问题引向社会，最后以统一的社会问题来解决。比如养老，生产力低下时是家庭问题，社会进步了便成为社会问题，以养老金制度来解决。这里面也涉及到一个公平问题。中国生产力提高了，但仍在推卸社会养老的职责，就是不公平因素在起作用。在一元论同构观下，西方小孩都有的个人攀比就逐渐成为社会问题，把社会公平放在首位。个人公平又是因个人能力、环境等差异而难以完全体现，但社会公平保证了一个基本面，保证了一个底线，即机会公平，虽然个人差异使得机会公平打了折扣，但还有候补的社会福利作为补偿。
中国人的攀比，在本末同构观下，只是横向比较，不会上升到普遍性统一公平观上。所以，尽管有陈平这样的先例，也有乡里父老那样的群众基础，但始终无法上升社会的普遍性层面。这是一个比本能更强大的自然逻辑因素。下文要谈另一个更强大的自然语言因素，它影响、甚至主导了中国的攀比思维和攀比行为。
8.2.3病因之二：本末同构律
红眼病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社会病，其主要病因在于指导集体思维和集体无意识行为的中国式逻辑：本末同构律cf第四章‘同构与对立：从语法原理到逻辑范畴’，而中国逻辑的认知基础是同构和对比语法原理cf第五章‘同构推演法：中国逻辑如何论证’和第六章‘对比推演法：中国逻辑如何反驳’。
当我们报纸上报道‘俄国小伙子攀上上海中心大厦’时，一个强烈的对比暗示就是：中国小伙子攀登不上去吗？这种暗示用不着去刻意表达，我们的语言本身就有这功能（这就是赵元任：88-91说的‘我现在说话’这句话里的‘说话’是在跟别的事情如‘睡觉’‘吃饭’‘玩儿’在对比cf§4.3）。由此构成了一个新词汇：‘人家家的孩子’。妈妈对女儿说：‘你看隔壁娟娟，钢琴都考上六级了。’她的言下之意女儿清清楚楚：‘你怎么考不上？’不但女儿清清楚楚，但凡是个中国人都不会会错意。
外国人对此的理解就有隔阂，这是因为他只学到了汉语的表面含义，还未深入到汉语的‘言下之意’。这种言下之意，不是某个说话人的刻意所为，也不是某个场景或上下文的蕴含义，它就是汉语的本身含义。所以，我们常说的中国人说话委婉、屈折，有‘言下之意’‘言外之意’，现在我们可以明白，这‘言下之意’‘言外之意’没有达意，他就是‘言中之意’，就是我们心中所想，用汉语语法所包含的自然逻辑，一句话就自然表达出来了，而用不着解释。反而解释，说‘我不是这意思’，倒显得‘欲盖弥彰’了。
两位黄漂殉难的勇士的思路，一则出于对比思维的攀比，‘他们能漂黄河，我们也能！’一则又是类比式的同构思维，把黄河漂流看成列强炮舰横行中国江河。
中国的语言结构和语法原理，决定了说汉语的中国人天生就会根据对方表述来对比、来攀比；天生就患有红眼病。这里的关系几乎是透明的直截了当，直接从对比语法出发的自然逻辑思维。
常常有人问：中国人做事的原动力在哪儿？有人认为中国缺乏宗教、没有信仰，因此大部分人的目标就是世俗世界的‘富贵’：财富和权贵。
其实，攀比就是我们的动力，红眼病就是动力。甚至攀比不单单是动力，它本身就是目的——异化了，为攀比而攀比了，而不是背后一定要有什么实际的利益目的。这就引出来下一节中要谈的对中华文化更为严重的后果——攀比上了以后怎么办？
8.2.4攀比上了以后…
这是文明动力的关键所在！
红眼病既然是中国人的动力，甚至是中国人的目标，那么，它会带来一个后遗症，那就是：攀比上了，接下来干什么？接下来还有动力吗？接下来还有什么目标？
这不是杞人忧天倾。恶果其实很早以前就已显示出来了。
看看咱们最可惜也最可怜的乒乓球。世界第一了，无从攀比了！就不知道怎么玩了。
结果就是玩残它！乒乓球超越世界水平了，几十年的世界第一，结果废了，没人喜欢了。曾经万头攒动围听收音机的二十六届世乒大赛，到四十几届时，现场观众还没有选手多。
按说科学不像体育，但咱们的科技、教育官员也来个同构推演，一样要比赛，你体育比赛得奥运奖，我科技比赛争诺贝尔奖。为此目的，还要像体育一样，选两家大学作为国家队，担负国际比赛任务，比排名。有意思吗？所以有人说：大学排名榜是资本主义种的苗，社会主义才是沃土——咱们比西方人会攀比多了。
作为一般的、普通的、平常的大学校长，迫于外界和业内压力，抓一抓排名，可能也应该。但作为具有自信并旨在全球领头的大国教育部门领导，如果也像个参赛的体育选手那样，在人家制订规则，人家做裁判的比赛中，汲汲于争名次，大方向错了。
我的看法是：
可以看排名（帮助检查哪一项落后），
不惟名次论（评比机构对选择什么项目，以及项目权重的制订带有偏见），
重在自己制订规则促进自主创新（对赶超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
前些年很多大学大合并，如浙大，中南大学等等等等，把很多专科学院都网罗了进来，学生七八万，八九万。为什么大合并呢？是为了把大学办得更好吗？显然不是，合并只有一个原因，排名可以上升：合并后专业多了，教师多了，文章多了，打分可以上去。要是哪天加一条，得分按人均算，这些人头超级大学第一个想到的一定就是分校。大学啊，合并还是拆分，没有一个理性原则，只是机会主义追求短期效应，还是大学啊有关机会主义，见16.4节。
要是哪天我们的工业世界第一了，我们的技术世界第一了，甚至科学都世界第一了，结果会是什么样呢？会不会也像乒乓球那样，把他们都玩残了？也许工业、技术不会，因为它们是赚钱的营生。但科学一定会，因为这是烧钱的行当。
攀比本身就是目的！攀比、红眼病不但是动力，而且是目的本身。攀比上了，赶超上了，下一步做什么？下一步目标是什么？茫然不知了！因为没有攀比对象了。于是挖空心思想出个‘养狼计划’，帮外国培养几个乒乓球强手，完了放回去，再出来比。你的创意又回归到中国式智慧，用到了怎么玩假上。我相信，体委的智囊们倒不是真的要玩假，而是自然而然的来个同构设想：养狼就算有狼了，‘假做真时真亦假’cf§8.5.1‘同构：凡是说的，等于做了’。
摸着石头过河，过了河了往哪儿去？
竞技运动的规则制定和施行和科学共同体的活动很相似。首先规则得公平，不能对某一群体有利，对另一群体不利；或者对某种技术/学派有利，对另一技术或学派不利。其次，规则执行和施行要有可操作性，不能因人而异。第三，规则制定的原则是让比赛好看，吸引观众。所以攻强了帮守方制定点规则；守强了，帮攻方订点规则。可咱们去当国际乒联领导的体委官员，好像只会为国争光，订规则就订帮自己的——你是世界领导了欸，全世界乒乓球员都是你家孩子了，还那么一副后娘样子，只疼自己生的，你得一碗水端平，你得公平，你得从整个乒乓大家庭出发考虑问题，你得从观众——你的衣食父母——出发来考虑问题，而不是只顾得让一个亲生儿子吃撑长肥。
记得小时候读《娜拉出走之后》，一直替娜拉着急，你小姑娘家的，离家出走，怎么生活，怎么应付色狼？直到几十年后才明白，那是北欧，饿不死人的，出走了，活得更潇洒了。
咱们攀比上以后怎么办？那是比我小时候担忧‘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更难的问题。
我的答案很简单：一定要有超越利弊思维和好恶（感性）思维的、基于逻辑的理性思维标准。
舍此别无阳关道！
这个问题过去不重要，因为我们太落后。现在重要了，因为很多很多人觉得我们世界第二了（其实历史上我们当过经济体量世界第一，还不是一次），马上超越米国自己当老大了，得自己制订标准了，所以对此问题的解答就显得紧迫了。
8.2.5余论：有情操的攀比
一般人攀比的东西都是有利的、做得到的。这两个条件都得满足了才行。光有利而做不到，比如除了商界对手，没人会去跟马云、扎克伯格攀比，因为差太远，攀不上、没法比。所以，王健林像是不食人间烟火食那样回答年轻人提问时说的话，‘先订个一亿元的小目标’，会引起网上的调侃潮：一亿元对你来说，是个不能再小的小目标，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却是个高不可攀的宏大愿景。
能做得到但没利益，当然也不会做了——跟马云没法攀比，但梦想梦想还是会的——但是做‘超雷锋’做好事不留名（雷锋做好事还是让大家知道的）、悄无声息地捐钱，那是除了个别有宗教信仰者，隔壁王阿姨李大爷是不干的。所以下面这段话就显出反潮流的攀比。
我们不去攀比个人待遇的高低，因为每个人已经丰衣足食了，我们更应该攀比科学贡献的大小，攀比对国家贡献的大小，在生活上知足常乐，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上，在对国家贡献上不知足而常乐。网-10-09
说这话的是施一公，他大概不是在做宣教，而是真心鼓励学生智力攀比、精神攀比。